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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的观念是宿命论在社会观上的反映。
宿命论是一种神秘主义,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一直倡导之。宿命论认定生死轮回,人的吉凶祸福皆由命定,今生积功德,来世有善报。西方的基督教不太讲宿命,洪秀全等人却屡屡宣传宿命思想。
方术认为每个朝代的天数是有限的。如果社会混乱,朝纲不振,就表明天数已尽,劫祸将到,需要避劫,此类例子很多,如汉代方士看到汉代江河日下,就主张改元,重新受命。于是,由方士导演,汉哀帝主持了“再受命”丑剧。成帝死后,方士又向哀帝陈述改元事宜及利弊:“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民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替,皇子生,灾异息矣。”哀帝听从了方士的建议,下诏改元:“盖闻《尚书》‘五日考终命’,言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惟恐陵夷。”
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记载洪秀全的《谕众兵将遵天令诏》云:“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升天堂,便长生不死。若尔贪生便不生,怕死便会死。又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尔若贪安便不安,怕苦便会苦。总之,遵天诫,享天福,逆天令,落地狱。”此书又记载杨秀清的传言:“自古死生天排定,哪有由己得成人。灵魂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这些观念明显地是宿命论的反映。
宿命论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劫”是大难,劫的先兆是灾异:地震、天旱、洪水、瘟疫。民谣有“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太平天国利用了“劫”的思想号召人民入教避劫,洪秀全托言天父之语:“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瘟疫……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中国下层民众自明清以来很相信“劫”,也很畏惧“劫”,所以纷纷聚集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
太平天国的将领大多相信劫数。《李秀成自述》谈到毁弃旧神时说:“今除神像,是天王之意,亦是神圣久受香烟之劫数。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像,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我亦不知理数,揣度来情,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以数尽国崩,观之可也。”李秀成把社会变化看成是命运决定,这是农民阶级朴素的社会神秘观念。
太平天国认为命运是由上帝决定的,洪秀全颁行的《天理要论》云:“至于天命,岂非上帝旨意乎?《书》云:‘富贵在天,生死有命’,正乃上帝所立之主张也。上帝坐高位,广视天下,定人分业,限人祸福,照其本意也。凡人不能自专,众生不得所欲,只上帝理之,随其圣旨也。”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2)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不仅仅太平天国有“劫”的观念,其他下层民众也经常讲“劫”,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广东南海县农民与英国兵发生冲突,当地青莲教就“据称劫数已到,即有兵戈之灾”。光绪十七年(1891),热河金丹道发动武装起义,称“奉天伐暴”,“能避刀兵劫数”。
义和团运动广泛流行“劫”观念,在1899年称“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诸神下降”;1900年称“大劫临头,只在今秋”、“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
据陈振江等人研究,“劫”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灾难,即侵略、暴政和天灾所造成的民生维艰。二是指动乱,义和团要诛杀洋人、恶者。“劫”的观念是义和团动员群众反抗侵略的重要思想武器。
“劫”的观念有某些积极意义。喻青松曾作过分析,我认为是有道理的。第一,“劫”的观念虽然有神秘成分或迷信内容,但它是现实生活苦难的反映,是对封建统治的抗议,是对未来的憧憬,可以转化为反抗斗争的思想武器和物质力量。第二,“劫”的观念包含辩证和进化的因素,它与统治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对立。劫是“现世”向“未来世”转变的急骤过程。
当然“劫”与社会转型不是同一观念,“劫”的含义在于大乱临头,新旧交替,社会动荡不安。通过“劫”观念,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心态,它是社会暴风雨来临的晴雨表,是下层民众首领发动民众的法宝,是社会神秘主义很重要的概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社会转型是由什么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段经典论述是我们理解社会转型之所以发生的关键,即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至一定程度的必然过程。
由于历史造成的认识局限性,先哲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转型,更不能洞察社会转型的原因,他们提出了一套朴素而神秘的看法。
古代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兴衰皆由命定,人不能改变。汉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受神秘主义影响,认为朝代的昌衰兴废皆由天数决定。他在《论衡·治期篇》云:“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又云:“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可见王充是个社会宿命论者。
有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存亡由气数决定。他们认为新朝代之兴时,必有旺气显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晋书·元帝纪》记载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堑北山以绝其势。”他们还认为朝代衰败时,气色呈凶兆。《晋书·郭璞传》记载,司马睿当政时,刑狱严重,民不聊生,郭璞上疏,以“青黑之气共相搏击”的天象,劝晋朝统治者刷新政务。所谓气,就是命运;所谓数,就是规定性,气数说是对社会的迷信解释。
先民认为,如果上天要更换一个朝代,必然降下一位天子,天子所在之地呈天子气,天子气代表了不可战胜的新兴力量。刘邦最早利用“天子气”观念为自己服务,借以神化自己。《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在地面上浮现“天子气”,纯属无稽之谈,如果把“天子气”解释为“民心所向的吸引力”尚可。文中“季”即刘邦,他周围已有一批图谋造反的文武之士,为他大造舆论,使人民甘心情愿地跟着他投入反秦斗争。《汉书》所载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刘邦的谋臣用天美化刘邦,宣扬君权神授。
近代一些思想家继承了古代的看法,如:魏源相信“气说”,认为社会的前进与倒退是由气决定的。他在《默觚·治篇》云:“三代以上之人才,出于教化,三代以下之才,乘乎气运,乘气运而生者,运尽则息。”又云:“三皇以后,秦以前,一气运焉;汉以后,元以前,一气运焉;其历年有远近,即其得于先王维持之道有厚薄。”至于什么是气运,气运由什么决定,魏源没有说明。
近代民众不乏相信“气说”者,《清稗类钞·方技传》记载了太平天国期间的一件事:
张立帆以精通天文名,咸丰庚申春,苏州失,昆山继陷,粤寇所到,迁避一空。张独留不去,且为之赞划一切。或问其故,张曰:“吾夜观天象,知清运已贵,意即在此乎?”张尝为粤寇筹饷,邑中富室按名勒派,不允,则拘而敲扑之,故皆衔之刺骨。粤寇乱平,遂为怨家告发。张大恐,倾家营谋之,乃免。后有人问以太平天国天象如何者,张辄摇着太息曰:气数,气数!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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