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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迁都西安的必要性（第3页）

实际上，有此种中国地理现实所引致的“自然之势”于中国各地均有不利影响。与西北地区的不利之处前文已经详细说明。扼要而言，西北的贫瘠闭塞不利于现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使中国始终面临分裂和解体的危险。

然而，这样的局面于东南地区而言同样是有害的，人力物力资源在东南的高度集中，会导致“东南常有沉淀壅滞之患”。在费正清、孔飞力等历史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明清帝国中叶，中国东南地区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同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隐患：

人口过度增长突破了当地农业生产能力所能承载的数量，由此江浙地区产生了大量无地流民，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激化。而钱穆所看重的是，过度的富庶和安逸对一个民族之精神气质的侵蚀和消磨，尤其是当中国的首都地处“六朝金粉”的金陵或临安时，中国自然不复有汉唐时期磅礴恢弘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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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藉此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秦汉隋唐为一个历史时期，宋元明清为第二个历史时期。西汉、隋和唐将国都置于长安；北宋以汴京为都，南宋偏安临安，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钱穆认为，历史上凡是定都长安的王朝都展现出一种逆势进取的国家精神。

就自然条件而论，长安实非定都之首选，关中地区的经济不足以供养国都，因此需要利用漕运从中国东部地区输送粮食物资，劳费极大，同时秦汉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在中原，洛阳和汴京都是中国人才荟萃的渊薮。而长安则需要将东部的精英一并输送至长安。

然而钱穆认为，就各个王朝之立国规模来看，西汉和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恢弘磅礴的朝代，整个国家的内在精神充满了昂扬坚韧和积极进取的大国气质。相比之下，东汉则更显局促和守成，而北宋则疲软不堪，无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而国家沦陷。

钱穆认为，整个中国即是一个政治身体，“国家形势，譬之人身，倘以中国为一大人，西汉则头脑在关中，洛阳其胸部”。因此，西汉隋唐政治身体的头部直接面对苦寒贫瘠的自然条件和北方外敌的军事威胁，“头脑豁露在外，时时有清新寒冷的刺激”，因此整个国家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危机感之中，由此激发了一个民族的积极进取的事功精神和一种奋斗竞存的尚武精神。

此外，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国家，而传统农业文明的特征即是安土重迁，封闭自足。钱穆认为，首都的选择应当从整个文明的精神气质上考量，弥合调剂中国文化气质的弊病和缺陷，西安一城一地的资源和人力绝不足以供给一个首都的规模需求，因此必须要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把全国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补充到首都来，籍此来保障中国的国家机器在此种逆势的动进中常葆活力。所以在钱穆看来西汉隋唐的政治首脑“常带一种复杂的动进性于不自知觉之中。而此种复杂的动进性，实与农业文化之安定纯一相得益彰”。

钱穆将上述国家首都与民族精神的内在关联扩展到对世界文明史的考察之中。钱穆认为，西欧文明的中心始于希腊，继之以罗马，近代以后经西、葡、荷、法而到英国，然后再次转向大陆，又德国到苏联。总体而言，文明中心的历史演变遵循了“由平趋高，由暖趋凉，由小地面到旷大处”的规律。

钱穆认为，西欧文明中心的地理变迁规律使得欧洲民族得以不断保持一种“精力弥满，不断有奋进迈上之概”。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将这一西方文明迭代继起的演变过程，大体总结为陆权最终对海权所具有的战略优势，而钱穆则以地形高低作为文明中心变迁的内在机理。

相比之下，中国文明的历史转动趋向却刚好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越，真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因此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规模是顺势向下的，缺乏一种逆势进取的文化精神。

事实上，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偏枯”现象正是这一文明弊病的表象，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两个形态相互对立的区域往往是大乱将至的前兆。因此，钱穆认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新生一定要在自身文明的内部去寻找，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领导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力量，回向中国广大的高寒内陆地区。

如果把视野拉回到钱穆所生活经历的历史世界之中，我们就更能体会钱穆从国家民族精神层面推崇西安为新中国国都的用心了。一方面，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的十年时间，都城一直位于南京。在钱穆看来，此时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决策和机构已然处在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侵蚀和感染之下。

如果未来的中国想要摆脱官僚资本以及这种资本力量所内含的奢荣萎靡的精神气质，就应该将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相分离，“若据经济情形，则政治首都不必与经济中心重规叠矩……若求以艰苦卓绝建新国，若求超拔于官僚资本贪污恶浊空气之氛围，则毋宁以政治首都远离商业城市”。

另一方面，中国尚处在外敌凌虐，山河破碎的危亡和刺激之下，但钱穆认为，中国文明的未来恰恰就需要在这种极端的刺激之中促使这个古老文明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种新精力，将是“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始”。

在西安这样的自然人文环境下，中国的新一代政治精英，从政治家，军人到思想家都应该在此接受洗礼，体悟中国民族精神中坚毅强韧笃厚伟大的一面，常保此种救国于危亡之中的生命力，成为实现新中国文明复兴的“活的长城”。

▍兼具海陆的大陆农国：文明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夫新中国之建设，将为内陆开发乎？抑为海洋飞跃乎……此诚国家百年大计，所当先决，国策则精神有所凝注，而新首都之选择将不烦言而定。”钱穆在《论首都》的结尾敏锐地指出，首都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战后新中国的海陆文明道路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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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钱穆的主张是典型的“陆地中国”观念。钱穆对陆地的推重，一方面具有国防因素的支撑，即前文所述对北部军事威胁的积极防御，同时钱穆亦有对中华民族之精神重塑的考量。但我们不难发现，钱穆并没有把新中国单纯定位于一个陆上或海上国家，而是提出“大陆农国”这一概念，凝练地表达了他对未来中国文明道路选择的设想和期望。

钱穆在其1943年发表的《农业与国防刍议》一文的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一大陆农国也”。由于此文发表于抗战时期，往往被认为是一篇针对国防建设问题的应时之作。其实早在1942年的《战后新首都问题》中，钱穆就把“大陆农国”这一概念提升到文化价值层面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一个最标准最理想的大陆农国的文化”。到了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钱穆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与《文化学大义》当中，以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系统阐明了“大陆农国”理念背后的文明意义和价值关切。

首先，钱穆认为，“大陆农国”是对中国地理环境和历史情形的总体性概括，“遍国中皆农村，遍国人皆农民”，中国自古即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国的国民之大部分也由农民组成，因此从历史事实和国家现状来看，中国都是一个依托于大陆的农业国家。

按照主流的政治经济观点，相比于现代工商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一个封闭和落后的文明形态，直到晚近，在中国诸多文学历史作品中农耕文明特质往往仍被视为当今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根源和病症所在。而钱穆早在1943年的《战后新首都问题》中明确提出：“中国已往是农国，中国人之将来依然仍是农国。只不过要成为一个新大陆的新农国而已。”

如果要想理解钱穆对农国的推崇，我们一定要将其放置于民国学术和思想的语境之中来考察。一战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亲眼见识到了欧洲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并转而考察和反思西方国家科技和物质文明的弊病根源之所在。

1925年，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发表《农国辨》一文，其中的“农国”概念，正是基于对工商业资本主义之根本弊病的认识而提出的。章士钊是如此定义农国的：“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而不攫国外之利益……谓之农国”，而与之相对应的工国的定义则是，“因之资产集中，贫富悬殊，国内有劳资两阶级相对如寇仇者，谓之工国”。

因此在章士钊这里，农国已经不是意在农业，而是借助农业文明和农业精神中的某些特质和经验，来弥补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弊病。

钱穆的农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章士钊等民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和思路，并且更进一步，从深层次的中西文明比较的维度来阐述农业文明之优劣。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和《文化学大义》中，钱穆把世界诸文明的起源划分为三种，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地理环境。

“世界人类文化在源头上，有三大类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大抵游牧发展于草原高寒地带，耕稼则多在温带平原河流灌溉之区，商业则繁盛于海滨及近海各岛屿”。而钱穆又进一步指出，这三种类型其实只需分为两类：农业文化，游牧与商业文化。

钱穆比较分析了内含于这两种文明深层的不同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游牧与商业文化具有诸多根本性的共同特质。首先，这两种文化都需要向外依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断流动，而商业民族同样在利润的追逐下不断迁徙。

这种不断流徙的生存空间，赋予此种文化鲜明的敌我意识，因而具有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和生存竞争，进一步赋予游牧商业文化的个体以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即“富工具感”，同时也由此生成了这一文化发达的经济理性。因此这种文化在后来往往在寻求富强的能力上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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